《逆權司機》(二):軍人眼中的「死共產黨」

2017-10-30T05:19:49+00:00

《逆權司機》對軍人一方的描寫,或許是電影沒有觸及的重點。若果要立體地描述人物動機,相信可以拍多一部續集。因為片中的角色設定相對簡單、黑白分明,假如的士司機、德國記者,和光州市民等人是守護正義的「好人」;另一方面,追捕一眾「好人」、屠殺光州市民的軍人必然就是「歹角」。如此的「國家機器 vs. 人民」二元結構,如同上一篇介紹所述,給予海外觀眾無限聯想空間。

電影亦明確分辨兩類軍人,相較於身穿軍裝、純粹執行上司命令的「齒輪」軍人,西裝打扮、惡形惡相猶如流氓的便衣軍人,就顯得「有血有肉」得多。兩者亦有明確分工:軍裝軍人主要應對光州的平民,而便衣軍人則主力追捕主角群。

從追捕劇情可留意到,便衣軍人頭目對抗爭者帶有不少個人情緒,甚至可以說是仇恨——他一邊毒打,一邊說的士司機是「死共產黨」,儘管的士司機多番解釋自己與共產黨無關,便衣頭目仍稱司機為「死共產黨」,更指責他為錢賣國,將外國記者帶入光州。

雖對觀眾來說,朝鮮半島問題長年是新聞焦點,北韓的愛國教育,更是由新聞紀錄片以至網絡改圖,都恆常涉獵到的題材。但對另一方,南韓國內的維穩歷史,自該國90年代順利過渡民主政府後,國際主流媒體間已較少提及。

「我討厭共產黨」:反共成為戰後南韓獨裁工具

自韓戰完結後至開放民主選舉前,獲美國扶殖的南韓政權,一直將反共作為鎮壓異見分子的工具。而始作俑者,是南韓開國總統李承晚。

冷戰之初,李承晚的反共姿態,與美國總統杜魯門有名的「圍堵政策」不謀而合,加上1947年濟州島共黨起義事件,使得美國默許李氏政府情報人員以非常手段防止南韓「染紅」,卻為日後的獨裁政治和濫用武力埋下伏筆。

戲中軍人對共產黨恨之入骨,很可能是因為自小被灌輸此價值觀。反共教育由李承晚時代開展,至朴正熙掌權時最為風行。1968年,北韓間諜潛入南韓江原道,向一名名為李承福的男童宣傳朝鮮勞動黨政治理念時,被誠實的李回答:「我討厭共產黨」。隨後男童一家慘被屠殺,事件在朴政府推波助瀾下廣為人知,男童亦被塑造成類似雷鋒的楷模。與此同時,此事亦是南韓教育的轉捩點,反共教育的時數和內容都大幅增加。

國家機器方面,李承晚在「四一九運動」血腥鎮壓學生後,受到民意反撲而流亡海外,此後繼承獨裁手腕的軍人總統,進一步借反共之名將高壓統治制度化。韓國中央情報局(KCIA)正是軍頭朴正熙以政變奪權後,仿照美國中情局成立。表面上,機構搜集國內外間諜情報和進行反間諜活動,但實際上,它配合戒嚴法及憲法修改案(又稱「維新憲法」),將總統權力史無前例地擴大,無論是在國內嚴刑懲治異見分子,又或是在海外綁架政敵金大中,只要南韓向美國承諾共同對抗共產力量,基本上美方都視若無睹。

三八線下的平庸之惡

歸根究柢,南韓政府實施戒嚴的主因,就是擔心北韓會趁著南韓混亂時期南侵。在一眾軍人的心目中,當時正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,眼看北方的敵人隨時進攻,光州人卻在反抗。於是他們只能相信光州市民都是「死共產黨」、是破壞社會安寧的暴徒,或是為自身利益而背叛國家的賣國賊,因此才能手起刀落對平民濫用武力,因為在軍人眼中,平民早已「不是一般人」,對軍人而言,自己並非邪惡的一方,而只是執行正義而已。

儘管如此,國家機器當年的暴行,仍逃不過南韓民主化過程所作的補償正義。1988年,最後一位軍人總統盧泰愚上台後,成立「光州民主化運動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」,希望修補社會裂痕。直接指揮光州屠城的全斗煥,以及下台後的盧泰愚等軍部集團,被特別聆訊法庭以「叛亂、內亂首謀」及「內亂目的殺人」等罪名起訴。有份參與血腥鎮壓的下級軍人,亦有可能被告發而入罪。

歷史上,光州事件常與納粹軍屠殺猶太人類比,兩者發生的背景同樣是敵我思想盛極之社會。南北兩方劍拔弩張下,只有少數軍人回復理智和道德,反省人命的價值。這種「平庸之惡」是否可被寬恕,直至今日依然值得商榷。

上文:《逆權司機》:被喚醒的社運記憶與共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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